在崔永元原来的计划中，《电影传奇》并没有把译制片列入在内，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这几年，总有人跟他提起，那些被中国人熟知的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译制片是不是也要拍到《电影传奇》中。崔永元发现，这些人早就不把这些电影当成外国电影了，几乎当成了国产电影，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译制过程中的再创作拉近了外国电影与中国观众之间的距离。两年前，崔永元决定，《电影传奇》系列加进译制片。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拍摄，《电影传奇》已经拍了20多部译制片，在拍摄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外国电影，其实在外国根本算不得什么。比如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萨拉热窝》，在中国放映时候，人们百看不厌，但是男主角在接受《电影传奇》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不是我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甚至，日本电影《恋》当年的演员都接受采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很烂的电影。导演最终接受采访，但事先提出一个要求:你们有没有这部电影，我先看看，因为我实在记不清这部电影是怎么回事了。

　　译制片的《电影传奇》系列进展远比国产影片的进展得多。崔永元对摄制组的人员说:“谁也不要讲艰苦，我们没有艰苦，真正艰苦的是煤矿工人和炼钢工人，跟他们比我们太幸福了。”

　　崔永元:没法准备，我们能准备的就是看看这个影片，看看它当时在中国放映的时候有些什么评论，看看当时的电影，而且当时这些人几乎都来访问中国了，电影也对他们有些简单的采访，也就是这些，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去采访时候很多事情第一次知道，所以特别，比如说《瓦尔特萨拉热窝》的编剧没拿到稿费，导演在科索沃战争时候饿死了……这些全都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这个传奇跟中国电影的《电影传奇》不太一样。

　　崔永元:无处下手，比如说我在国内坐着，翻再多的资料，给你提供的就是这个信息，不会有别的东西。而且在做这个期间，我去了所有跟这些影片相关的大，见了大使、文化参赞，通过他们的角度给我反馈了一些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我觉得可能也就做到这点，没有办法。

　　崔永元:其实量不大，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译制片这部分，量根本就不大，我们来画勾的线部，这已经很宽泛了。如果要求再严一点，它不仅是国外译制片，而且还对中国人产生极大的影响，超不过50部。我们出境搜集挖掘到的资料常丰富的。比如我敢跟你说，你看到的这个《电影传奇》，是我们用到资料的1/5都不到，有些不能说，比如说它牵扯到更迭、牵扯到他们的变化，不同、种族，牵扯到很多事儿，我们基本上都回避掉了，因为他跟这个电影本身关系不是特别大，但在采访时候，这些全都讲了，资料也都搜集起来了。

　　崔永元:国产片和译制片，有些地方是一致的，一致在哪儿呢？就是都有中国人。译制片里是这些译制人员，都有中国人就都有中国电影人的命运，这一点是一样的。第二点是它对中国普通的观众都有过影响。不一样的是，中国电影这部分搜集资料的任务特别重，而且我认为它特别重要，我自己评价都愿意用“功德”这4个字。因为总有人将来会要研究它的，一批一批的人会研究它，搞电影的人，总要研究电影发展史。那么我们提供的历史，就是最珍贵的。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国外的电影资料馆已经来找我们了，他要出800万元，把我们所有的资料买走。我说你不要谈，我们根本就不想卖，一分钟都不想卖，如果你出于研究目的我们可以合作，怎么来研究，但我们不想把它变作现钱。但是我很高兴，你看它同样有商业价值，同样有市场效应，但这恰恰是我们在做这个事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到的。如果要考虑市场效应，我接着做“实话实说”，我做选秀，我相信我是一把好手。我当时就是想把这资料搜集起来，当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有兴趣的时候还能找到还能看到，当她坐在银幕前看这些人跟她娓娓道来的时候，就像她去采访他们一样。这是历史的可贵之处。而我们周边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像美国就更不要说了，他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特别重视，他们有专门的人去做，甚至他们都没有变成节目，就纯粹搜集。我们还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节目，准备回收资金，再做下面的事情，他们都不考虑。

　　崔永元:没什么区别，电影传奇的样式是讲故事，通过讲故事叙述一段历史，表达一代人的情感，从这点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当时我们的编导问过我，他说译制片和国产片怎么做出区别来，我说你记住这句话，不用做出区别，你都按中国电影做就行了，很多中国观众觉得它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译制片可能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的背景下，拿到中国看的东西，然后形成一种译制片文化或者中国通过译制片对国外的了解。这种东西其实也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免不了去碰这些东西。

　　崔永元:我们去阿尔巴尼亚拍《》，它是“二战”题材，反的。他们除了反游击队这些英雄以外，还有一个国民战线，国民战线的人在过去电影表现出就是，帮着干坏事，跟中国非常相似。但现在他们那儿就出现问题了，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当事人，都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国民战线是不是由组成的？甚至他们已经拍出了新电影，反映国民战线这些人当时怎么跟做斗争的。所以那些导演、演员就很困惑，甚至我们采访，不想说这个事儿，他们觉得我们肯定跟那些人是一个腔调。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有历史视角的、有客观心态的，找到这样一个平台，来重新看待这些问题，才能避免进入一个疯狂的怀旧和无的、无原则的状态，我觉得这点我们是明白的。

　　三联生活周刊:《恋》，你要不说很多中国人肯定都以为它在日本特牛，所以只是在一个特定下拿到中国来显得特别有价值。类似这种两边反差大的东西，怎么把这种差异表现出来，把这种历史背景交代清楚？

　　崔永元:我们会在《电影传奇》里告诉大家，这个在日本没什么影响，记不住。同时我们也告诉观众，大家喜欢它也是有理由的。那么它在日本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多方面原因，一种原因是这个电影艺术价值不高，还有说明日本的好电影多，两个国家艺术标准不一样。还有一个，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像《恋》这样一个并不卓越的电影也能引起很多人的记忆？从而我们审视中国当今影坛，是不是只有才可以进入电影史？将来有一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今天这一段电影史的时候，会不会找不到施润玖的任何资料?甚至还不知名的一些导演的任何资料？你采访中国人时候也说，有这个导演吗，有这个电影吗？但是你不要忘记，它真的是中国电影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你也不能小看，可能它也是一个好看的、值得中国人记忆的电影。现在很多好的低成本电影、青年导演电影进不了院线，有他们拍得差、拿不出手的原因，更多是投资方面的原因，是院线不认的原因。它进不了院线，它没法在院线，所以观众都看不到，当然留不下任何记忆，所以我觉得剖析《恋》这样的电影很有意思，很有价值。

　　崔永元:我们先临时用一个词来代替一下，这个词叫做历史，我认为《电影传奇》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来分析历史这4个字，你可以知道它风险有多大。在这个节目刚诞生时候，我为了让它活下来，采取了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简单地围绕着台前幕后讲故事，这种方式是最保险的，是没有风险的。现在我觉得这个节目立住了，当然可以把触角伸得长一点，即使到现在，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觉得要达到你那个要求，就有可能让这个节目更精彩，更多人看，也有可能就没了。

　　崔永元:所有的采访我都没有去，因为我出去采访必须用公务护照，公务护照我一年都办不下来这个手续，所以我就让我的摄制组用因私护照出去，因私护照等于用公司的名义，我不能参加，如果台里知道我用因私护照出去采访，我要面临处罚，这是现在的外事管理条例。我只能用电话遥控他们，我把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一些著名导演、演员请到了，这样我就可以公开用记者身份跟他们见面、交流，做一些补充，没有出去这是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崔永元:他们在阿尔巴尼亚时候，遇到打仗，在宾馆就可以听到枪声，他们要到另一个城市去采访，就没有人陪他们去，翻译也不愿意去，司机也不愿意去，太了，要过一段交战区，大也说你们别去，最好回国。在前南斯拉夫，穆族、塞族矛盾最激烈，我们要来回在两个地方走，但我不主张他们去说这些，这有什么，干什么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影片资料让我很困惑，因为国外商业化程度非常高，资料特别贵，你根本用不起，像俄罗斯开出的影像资料费，纪录片资料费每分钟9000美元，英国开出的是每分钟3万英镑，日本一张照片200美元，谁用得起？只有美国稍微便宜点，但是美国需要你是公共电视媒介的介绍信，又牵扯到这个问题了，卓别林等都是我们事先想做的，现在我得想办法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解决了我们用公务身份出去，用公共的信，大概能买到便宜的资料，我听说最便宜到什么程度，70美元一个小时，那等于白给。

　　崔永元:所有国家都这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影像资料都是私人提供的，我们送他们一些中国工艺品，他看我们心那么诚，邀请他到来玩儿，把私人的照片提供给我们，这不牵扯到他们国家的版权。但是你要跟他的制片厂、电影博物馆、电影资料馆打交道，我们真承受不了，谁用得起啊。现在我又在做外交的节目，外交方面不用资料是不行的，必须要用，外交的片子不会比这个更吸引我，它也会很好，也是历史，你一集投300万元能收回来吗？所以最近我又在为这个事儿头疼，在想办法，我们这么大一个总不能干盗版吧。

　　三联生活周刊:从《瓦尔特萨拉热窝》、《望乡》这两个片子可以看出影像资料还比较丰富，遇到不丰富的怎么办？

　　崔永元:我觉得在影像资料不支持不丰富的时候，我们可以动点小脑筋，耍点小聪明，但是我从来不认为那个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过很多次，电视就是一花钱的事儿，好电视节目就是用钱堆出来的，我觉得这是名言。资金不足就好不了。

　　崔永元:商业上现在特别好，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收视率也特别好，好得我都不愿意说，因为我一说这个收视率有多好你就会知道所谓的那些好节目的收视率有多差。没意思，推背图原文又纷争来，好像我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所以我绝口不谈收视率。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本不用担心收视率，因为收视率的统计由两部分观众组成，一部分是过观众，他们形成不了你的收视率，因为有时候还没记录他们就换台了。另一部分是固定观众，收视率研究者都认为固定收视观众对一个节目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等着看，这些人绝对是影响收视率的，《电影传奇》好就好在看它的人都是这些，他一到星期六晚上18点钟什么事儿都不干，就坐在那儿等着了，这部分是强有力的收视者，甚至我们节目的设置方式都主要参考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反馈我们特别增加哪个减少哪个，我们都会认真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特有的译制片现象，是一个二次创作，连这些译制片的人可能都会成为一个熟知的人物，通过语言上的转换，能塑造一种比原来形象多了一点东西的银幕形象？

　　崔永元:译制片我觉得是中国电影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在特殊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段时间还有个争论，说译制片还要不要，看原版字幕的最好，或者看同声传译的也好，有多种说法，甚至就是看原版最好。我觉得你走一遍长征就不会参与这场争论，现在就说影片都说中国话，观众能不能看懂还是回事儿呢，就更不能说有多少人能又看字幕又看影片，有多少人能看原版原文的东西，如果你希望这个文化产品传递的范围更广一点，那我觉得译制片少不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中国普及英语没有完成之前，这个译制片还有存在的可能性和价值。但是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译制片的质量不高，本来很好看的电影让你译制得不能看了，你一听就不对劲儿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简·爱》是邱岳峰配音的版本，《简·爱》拍了好多个版本，这是特一般的版本，但是中国观众最喜欢这个版本，就因为它译制得好，这是译制片的功劳。所以讨论译制片还该不该要的这个圈子太小了，能有1万人？我个人都不愿意参与这场讨论，我觉得没意思，喝咖啡的人可以讨论，不喝咖啡的人就别参与了。

　　崔永元:这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跟拍电影一样，一部分是天分，有天分才能谈到后天，你没有天分后天再弥补也成不了一个优秀的译制片演员，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没这个天分还在干这些事儿。第二就是现在太讲效益，是工厂流水化生产，一帮配音演员可以同时配5个片子，20集的电视连续剧他们可能一个星期就配完了。又没有天分，又没有能力，又那么高的效率，怎么能做得好呢？没有能力的人就应该笨鸟先飞，咱们后来看到这些人，刘广宁也好、李梓也好，共同的特点就是笨鸟先飞，她们对台词的熟悉程度，不用台词本都可以配，阿崎婆的前生今世，她们当做一个真事儿研究，特别投入，所以在配音时候会泣不成声配不下去。就是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现在译制片。

　　崔永元:我觉得可能就50来部，加上我说的朝鲜、俄罗斯的这些，也就一年的量，就这么多。比如说我在看《阿甘正传》的时候，还觉得有味道，阿甘配得很有味道，再往后看，几乎就没有听得的，已经不行了，就低于我的欣赏水平了。

　　崔永元:我甚至想把速度放快，在我们做这个老电影，做这个译制电影的同时，拿出七八集的篇幅，就做他们这个的传奇。就做《图雅的婚事》，因为我们也尝试着采访了一些，采访了宁浩、陆川，前期采访都完了，我看了这个采访觉得很丰富，依然有故事可讲，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快就尝试做他们，这样可能对推动中国新电影更有好处。

　　崔永元:我说是抢救工程，一点都不夸张，那些老人是面临着过世，离开我们，这些新人面临的是丢失，也可能再拍两部戏就颠儿了，就再不干这个了，你将来不仅找不到他，还找不到相关的电影资料。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要失去的，一个是要丢失的，都要抓紧时间把他们收集起来，这听上去挺滑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因为我爱这个，我来干吧，我分门别类地把他们都搜集起来，甚至把他们的都全搜集起来，将来他们想研究，他们的家人想研究，他们的同事想研究，哪一代人想研究，哪一代的传媒记者和观众想研究，都可以来我们这里找到。拷贝怎么保存？我们会有专门的库，把你的东西专门保存起来，损失不了了。然后同时我们都给它做好数字版，谁来看就看这个数字版，不要看我的，让它放着就行了，恒温恒湿，多好啊。你的手稿、日记、让你删改的记录，所有东西都当档案存在这儿，都丢失不了。

　　崔永元:难，因为他们没这意识，有的不是特有名的，就觉得搜集这个没意思，或者觉得是不是想拿我们这个卖钱去？牛一点的就是不用你搜集，让美国人搜集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新一轮困难。我们慢慢来，心诚则灵吧，我们踏踏实实做，人总会相信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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